《幸福了吗》--白岩松

张凯 个人原创>读书笔记 2018-1-5 20:47 3064字 972 0 字号: | |
书名:幸福了吗
作者:白岩松
排版:vencky
美编:似歌
ISBN:978-7-5354-4632-9
幸福了吗.jpg
1.2009年的冬天,在北京一所高校里,讲座之中,一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:
“我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《东方红时空》视频,好像是你们内部的年会表演,我看了很惊讶,你们怎么还会唱歌搞笑说粗话?……”
我笑了,这个提问我不陌生,近些年来屡屡被人问起,已经习惯。我们新闻评论部一年一度的内部年会表演的节目,那是我们创意的体现。那段日子,是我最怀念的时光。自打《东方红时空》被上了网并被大家黑白难辩地议论之后,那样平等而又充满创意的年会再也不见了。奇怪的是,创造力好像也随之被带走了。我很遗憾!”

2.我回答他:“我惊讶的不是你问的问题,而是你的惊讶。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,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复杂的。如果生活中,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主持新闻节目时那种状态,只能说,生活和我们自己都太无趣了。还好,我们都有另一面,如同每一个人一样。

3.我在想,恐怕不仅我个人,对于媒体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,应该都是如此。这就是成长,这就是成熟。好孩子也许是夸出来的,而真正的成年人,却是能面对表扬不心浮气躁,面对批评也心平气和,甚至能一笑面对杂音。

3.但是,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,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,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,病毒肆虐中立下的“珍惜健康”“珍爱家人”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。没办法,人们都是健忘的,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。

4.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,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,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。这一点,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,因为遭遇战中,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。但问题是,生命保住了,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,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,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,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,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。
这样的后遗症患者,在北京有一百多人,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,当初可以共患难,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,于是,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,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,雪上加霜。 平心而论,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,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,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。
然而,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,病情还会不会发展?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?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?尤其是:由于种种原因,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,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,不知道他们的艰难,也无法伸出援手,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。 

5.在之后与证严上人的不叫采访的聊天中,她的一些话让人感慨良多。
要学会感恩被你帮助的人,是他们,让你有所启悟,用苦难教育了你。
甘愿做,欢喜爱,挨骂受委屈都不为所动。

6.在龙应台这本书的封底上,有这样的话:所有的生离死别,都发生在一个码头,上了船,就是一生。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,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。《大江大海•一九四九》
这是一本你从来没认识过的一九四九。 而在《台湾,请听我说》的封面上,还有一行字:压抑的、裂变的、再生的六十年。

7.面对历史问题,就必须首先面对靖国神社。
当你真正熟悉了靖国神社之后,你就会知道,靖国神社其实有两个:一个是外在的花园一般的建筑群落,美丽如菊;另一个是内在的,以其中游就馆为代表的荒唐靖国史观,恶毒如刀。
日本人认为:人死后变成神,于是,神社无处不在,是一个祭奠死去者的地方。靖国神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
靖国神社的大门上,有硕大的菊花图形,熟悉日本的人知道,只有皇室,才可用此菊花,靖国神社的地位可见一斑。 然而,1978年,包括十四名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“英灵”,被放进了靖国神社并供奉起来,其中包括侵华战争的主谋东条英机与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等。从此,靖国神社的性质,在亚洲人的心中发生变异,成为日本一些人扭曲历史的重要场所。
陪同我们报道的,是中国人李缨,他刚刚拍完纪录片《靖国神社》,正寻求在日本与中国的上映。进了门,他告诉我另一个事实:二战时,这个看似安静而美丽带国家性质的神社里,也曾设作坊,生产军刀,授予战争中的军人。这或许,正是菊与刀结合的另一个荒唐版本。

8.第二处,也正是靖国神社史观的关键,就是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。
“游就”二字,来源于中国《荀子》里的一句话“君子游必就士”,意思是,出行的话,要学习有德行人的规范与品行。荀子如果在天有知,一定会为自己这句话被如此不正义地引用而大动肝火。其实,游就馆就是一个二战的博物馆,宣扬所谓“日本圣战”的核心场所。

9.综合起来,在靖国神社中显现出来的靖国史观,不仅对抗世界而且对抗历史更对抗正义,这其中清楚无误地为军国主义招魂,为侵略战争平反。所以,绝不仅仅是中国、韩国反对一下就可以的事情,应当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与批评。

10.告别靖国神社,一路上我在想,对于中国人来说,这里是个敏感的地方,然而,假如有机会,到了东京的中国人,真该来看一看,知道它的荒唐,了解日本的另一面,也让自己不忘记一些不该忘记的东西。比如,在进入靖国神社的大门之前,有两个石灯笼,也就是纪念碑一样的东西,上面的十几个浮雕当中,有日本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多个画面,清晰地记录着我们曾经屈辱的历史。作为中国人,看到了,记住了,也就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。正所谓: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

11.有人就有趣,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与悲伤。人的一生,只有一个工作无法更改,那就是做人,永无止境。

12.有一阵子,我这个学俄语的人来了兴趣,报了华尔街英语班,在一次学校迎接老布什的聚会上,我身边坐着一位老人,看着像六十多岁,其实已过八十,一聊,得知,他是北京友谊医院的前院长。我很纳闷儿,“您也在这儿学英语?”老人回答:“是啊。”我更纳闷儿了,“您是医生,又是院长,英语一定不错啊!”老人回答:“还行,可我的英语都是学术英语,太老,我想学学这美式英语怎么回事。”
这一番对话,让我永远难忘,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回顾节目时,我特意讲了这个故事,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,依然为了兴趣没有任何功利心地学习,年轻的我们该如何感想?这,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与意义。

13.朋友,该是得意时,离得可以远些,不顺时,必到身边的一群人。

14.十年前,我希望自己人过四十后能够不惑,但是,我对自己抱歉,我做不到。既做不到不劳而获,更做不到对许多事情不惑,甚至不得不承认,可能比十年前,有些事情还更不明白。比如十年前,在文字中,看得到自己的乐观,而今天,我不能判断,是否乐观的程度跟以前一样或者已经明显减退?十年前,我是那样地相信未来;而今天,我站在当初的未来,却不知是否应当用蘸着疑惑的笔体写下“相信未来”!

15.1993年,我刚刚走进《东方时空》,制片人时间告诉我:“有两件事是忌讳,不能做。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,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。”
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?
我们是做新闻的,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,生活不需要修饰,不管是好还是不好,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,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。
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?
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,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,我们与观众,我们与被采访者,观众与被采访者,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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